没有票,去拉萨的火车像金子一样珍贵,连黄牛党手里都没有高价票,不能等待,只能期待在格尔木有好运,不然结局就是一小站一小站地挪向拉萨。从西宁去格尔木之前,我们去超市买了很多吃的,甚至买了一整个儿西瓜,准备拿到火车上用勺子舀着吃去馋别人,然而世事难预料,我们刚刚在卧铺火车上把行李安顿好,一个戴着大牛仔帽的漂亮的外国女孩Inna和她的男友就上车了,正好坐在我们对面,也是一个下铺一个中铺。
面对着尴尬的微笑,我们开始了几个小时的长谈。两个人是俄罗斯出生的美国人,女孩是个导演,正在北京工作,他们的旅行坎坷不断,在成都办了进藏通行证(外国人进藏是要办通行证的,尤其是黄头发高鼻子这种),被人骗上了火车,因为没有座位,在宝鸡被赶了下来,被“遣送”回了成都,他们从西宁到格尔木,然后希望能从格尔木转车去拉萨。我们犯了中国人最爱犯的毛病,极其热情地帮助了外国友人……然而我们发现,这一切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那一晚在西宁到格尔木的火车上,风很冷,一个上推窗户坏掉了,在中铺的我只好一次次爬下来用尽全身力气关上漏风的玻璃,也许就预示着这段旅途的坎坷。
尽管他们恨自己的老外face,但是也希望能够省下办通行证的几千块钱,眼看着日本人韩国人都轻而易举地,没有办通行证就混过去了,偶们也很想让Inna她们就这样不办证偷偷坐上大巴,然而由于之前Inna已经和旅游局联络过,导致我们在格尔木这个小地方处处受阻,随便拦住一辆出租车要包车去的时候,都被告知,全格尔木都知道,我们要带着两个黄头发的美国人去拉萨。而给我们三番五次保证能将他们送到的撒拉族人开的汽车公司,又不知何时能发车。
于是我们在格尔木宾馆落脚之后,立刻到火车站无奈地四处寻觅黄牛党,连清秀小巧的格尔木车站都没能仔细地欣赏。
在车站寻觅的时候,我们碰到了几组人,其中有一男一女两个广东人,一对天津兄妹,还有曾经在西宁的西凉驿碰到过的一些深圳男孩子女孩子,这些找不到车票的难友们碰到一起,齐齐谴责我们不该带着两个美国人自找麻烦,并奉劝我们放下两个人和他们一起包车。尽管我们很不情愿这样,但是Inna她们很善解人意地说没关系我们最后就老老实实办通行证好了,否则如果真的被查出来,说不定就永远没有Tibet,永远没有Lhasa了。考虑到自己的日程同样安排得非常紧,我们最终决定放弃,和那几个活宝一起包车进藏。
带Inna她们逛了超市,又吃了一顿格尔木一家敢迈进去的小饭馆里的菜,宫保鸡丁和土豆烧牛肉,男孩子把勺子直接放在脏兮兮的桌布上,我喊服务员再拿一个勺子过来,他说这个勺子不能用么?我说中国人很少把勺子直接放在桌子上,因为桌子很不干净,尤其是这种地方……Inna在旁边吐吐舌头说,看来还是很幸运没有得病,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把勺子放桌上……晚上和他们住在格尔木宾馆10块钱一个床位的屋子里,还有一个行踪不定,总是想找机会跟我们练中文的,超可爱的日本男孩子,京都大学的学生。
是第一天也是最后一天,Inna给我讲她的北京同事教给她一些在中国办事的方法,如果你说“请您快一点”,没有人理会你,你就说“你妈逼快点”,你的事情立刻可以办好。我大滴汗流下来……北京难道都是这样的吗?Inna的男友随身带着18年的琼尼.沃克,给我们喝,我尝了一点,在这个阴雨的傍晚,窗外风声习习,和两个孤独的异乡人在一起,同为格尔木的异客,伴着涩涩的琼尼.沃克,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。
那个夜晚我和Ray没有打开睡袋,也没有脱掉衣服,凌晨三点和他们告别,从格尔木宾馆出发,八个人坐上了两辆小面包车,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两个广东人,男的像个香港明星,女的高高的个子烫着卷发,他们执意要坐在伸不开腿的后边,开始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,后来到了拉萨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